“1977年10月12日下午五点，你带的人到了没有？”警卫员在院门口冲伍修权低声招呼。伍修权挑了挑眉，把身旁那位三十多岁、略显局促的女士往前领了半步。夕阳刚好斜照在石榴树上，邓小平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衣，站在树荫下等客。女子双手递上一枚暗红色证本，封面只有几个烫金大字——“革命烈属”红启网，编号00001。邓小平握住证本，抬头看了她一眼：“你是丛德滋的女儿？难怪神情这么像。”一句话像锤子砸在心口，丛丹再也绷不住，失声大哭。卓琳想去扶，她却摆手，强压抽噎。
这段突如其来的会面，不是偶然。一周前，丛丹从兰州寄来一封求助信，说自己手握“00001号”烈属证，却始终弄不清父亲牺牲的来龙去脉。伍修权看完信，拍着桌子说：“这孩子得见见老邓，很多事我们都该给她一个交代。”证本背后的谜团，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。
1951年12月的一天放学回家，十四岁的高锦明发现造纸厂家属院前后全是看热闹的人。有人敲秧歌鼓，有人指着新挂的木牌议论：“革命烈属，头一号！”家里客厅里，继父高克明站在凳子上，正往墙上装玻璃镜框。女孩凑过去一看：繁体竖排，毛泽东印章，“第00001号”赫然在列。她疑惑地读不出几个字，只记住三个要点：父亲叫丛德滋、已为革命牺牲、自己是烈士遗孤。
午饭后，高克明把她叫进屋，声音低而郑重：“我不是你的生父。真正的父亲叫丛德滋，早在抗战时就没了。以后你改回原姓，与弟弟一道。”半天前还无忧无虑的姑娘，瞬间失了神。晚上，她问母亲王竹青真相，母亲只说一句：“你亲爸爸是好人，被特务害死。先好好念书，将来慢慢懂。”
名字改回，身份却没那么快适应。1953年，家庭陷入最难的日子：高克明因旧伤复发卧床，王竹青停职照顾，一家六口揭不开锅。有意思的是，“陌生亲戚”谢觉哉寄来一信：孩子还活着吗？生活如何？王竹青赶紧照张全家福回信。谢觉哉看照片，发现孩子衣服打补丁，当即给甘肃省民政厅写信，提出三条照顾意见。很快，王竹青被安排到文教系统，月薪八十多元，孩子有伙食补助，医药全免。那封信，救了一个家。
丛丹成年后，本可安稳当教师红启网，却在1965年遭遇一场荒唐指控——有人诬蔑丛德滋是“特务”，连带她也被停职。委屈、愤怒、疑惑全部涌上心头，她暗下决心：“我爸究竟做过什么？我要搞清楚。”调查由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开始，照片背面写着墨迹已淡的八个字：西北剿匪司令部办公厅。线索逐渐拼合，一幅复杂的历史画面浮出水面。
1933年，23岁的丛德滋从东北大学毕业，被分到张学良的北平军分会政训处，中尉军衔。他脾气倔，常写文章痛批“内战误国”。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豫鄂皖围剿红军，士兵怨声载道，丛德滋与同僚联名给张学良写信，要求“枪口对外”。信被送到张学良案头，张帅批注一句：“此人自负，却可用。”没多久，他被抓进宪兵队，原因只有四个字：共产党嫌疑。张学良亲自过问，将他捞出，还让他进“西北剿匪司令部”当秘书。从此，这个年轻人进入了西安事变的暗流核心。
1936年，他主编《西北响导》，两月连发二十余篇社论，矛头直指蒋介石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。报纸被封，他转办《西京民报》，继续鼓动“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”。西安事变爆发后，他协助接管《西京日报》，改名《解放日报》，亲笔题写报头。2月，中央军进驻西安，东北军被拆散，张学良被软禁。丛德滋离队，辗转山西，与八路军取得联系，还在驻兰办事处结识邓小平、伍修权，并与王竹青结婚。
1938年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被指定为中央军委情报部驻甘肃特派员，同时成立“民众通讯社”，对外身份是社长，对内身份是地下交通员。他写稿之快出了名：打一圈麻将，回手就能交一篇评论。兰州茶馆里的人津津乐道：“丛社长脑子像装了打字机。”真正危险的，却是潜伏在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身边，当秘书，递文件，偷看电报。知道他身份的，屈指可数。
转折出现在1941年初。皖南事变后，国民党在西北大搜捕，地下党接连失守。曾扩情收到密令，名单里第一个就是丛德滋。出于旧情，他几次找丛谈话，暗示赶快离开兰州。丛德滋听懂了，却淡淡回答：“我走，谁来把消息传出去？”曾扩情摇头苦笑，两人不欢而散。
1942年1月27日，小年夜，王竹青生日。丛德滋买了两身旗袍当礼物，刚踏进门，警卫送来请柬——曾扩情约饭。临出门，他低声交代：“八点前若不回，你就明白了。”那天夜里他被捕，关进大沙沟监狱，拒绝供词。4月19日，他误饮掺毒洗菜水去世，年仅三十二岁。好友赵石萍写墓碑文：“志在救亡，无故殒命，生者愤慨，死者含冤。”
国民党很快把王竹青母子驱逐出兰州。护送途中，一位地下党同志一路换了三次身份，从“商人”到“挑夫”，才把他们安全送到陕西；那人就是后来娶王竹青的高克明。战火里，一家人咬牙活了下来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谢觉哉在为首批烈属证填写名单，秘书问哪个放第一。谢觉哉顿了顿：“就写丛德滋吧，他死得早，也该让后人记得。”所以“00001号”只是顺序，没有传奇的天选意味，但它像一颗钉子，把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名字钉在共和国档案的首页。
1977年，北京。距离父亲牺牲整整三十五年，丛丹带着那本证书，一路硬座挤了两昼夜，心里反复默念：“我爸到底是不是烈士？我要一个结论。”谢觉哉已去世，她找到伍修权，伍修权听完，点头：“跟我走，见一个人就全明白了。”
于是有了邓小平家门口那场夕阳下的相逢。邓小平问她：“这些年在兰州顺利吗？”她说工作恢复了，但父亲名誉仍有杂音。邓小平沉吟片刻：“组织永远不会忘。以后有事，直接来找我。”短短一句，胜过千言万语。
丛丹后来再没去北京“麻烦邓伯伯”。她把父亲的档案、证书、遗物捐给甘肃省档案馆；每年清明，只带一束黄菊去五省义地，站在那块刻着“革命烈士”的统一墓碑前默念几句——那本证书的序号只有一个，却代表无数同样寂静的名字。无人专门歌颂他们，但共和国的年轮，不缺这一圈深深的刻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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